作者：HowardA.Bacal,M.D.
译者：玄渊
策划：证道心理团队
我马上要说的观点是，父性的自体客体的共情性失败，无法独自回应创伤为何物的问题，这是因为可能并非所有的共情性失败都会对儿童的心灵导致长期的负面效果。事实上，自体客体的“恰到好处的挫折”被看作是自体成长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儿童时期的自体客体的共情式失败，与后期分析家作为自体客体的共情式失败，依照这个理论都是相当受欢迎的。不论是发展性的还是在分析中，中心的议题都是究竟什么导致了结构的缺陷，究竟是什么是“恰到好处的”，在治愈的层面上说，导致转变内化作用的经验，是结构建立还是错误修补呢？
然而，问题仍然围绕在“何为创伤”的问题上。创伤的早期概念聚焦于孤立的事件，尤其是那些关于性的事件上。把创伤看作是不间断过程和关系产物的观点，这观点并不被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论贡献者诸如巴林特、温尼科特、马苏德?汗所认识到。相反，他们都认为，创伤涉及到强度，这强度对自我掌控来说太大了，并且对心理结构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例如，克里斯（Kris）就在“冲击性创伤”（shocktrauma，在孩子身上冲击的一个强力的经验效果）和“应变创伤”（挫折张力驱力的积累）之间做了区分。然而，克里斯没有强调关系的性质，而是把这些事件构想成在驱力-张力卸载的模型中发生的事件(Kligman,)。科胡特和塞兹同样把定量的因素看作是有别于创伤的因素，但是他们同样认为质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创伤的经验和“恰到好处的挫折”的差异，是程度上的差异。这就是母亲苛刻地说“不”，和母亲温和地说“不”的差异。这就是一个是令人恐惧的禁止，而另一个是教育经验的差异。这也是一个对待乱发脾气的孩子时，报以同样敌意的乱发脾气作为回应的父亲，而另一个则是抱起孩子并安抚他的父亲（安抚他，非敌意的，充满爱却不是诱惑性的）之间的差异。这也是只是强调孩子不准、不允许的不妥协的禁止，同给予禁止的客体和行动以接收的替代之间的差异。(pp.-)
根据巴林特的观点，创伤的出现存在三个情况或者阶段。在创伤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孩子与潜在创伤性客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某种强度的特征，他必须是是值得信任和爱的人。当成人极度兴奋、恐惧或者痛苦时，不论偶尔还是突然间，亦或是不断地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创伤发生了。这行动包含了温柔或者残酷的剩余，不论是否牵涉性欲，都可能招致对孩子的过度刺激。
换言之，如果孩子的方法被忽略了，会导致被抛弃和深度失望的感觉。巴林特所论述的前两个阶段是创伤产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创伤要发生，那么成人一定对孩子的经验采取漠视的态度，不论这经验是令人兴奋的还是拒绝的。
巴林特的理论超越了单纯的定量研究，这类的研究与创伤经验的程度和强度有关（例如一人心理学的领域），而是带到了客体关系的质性研究的层面。（也就是说，二人心理学或者多人心理学）通过这种方法，巴林特拓展了费伦齐的工作，费伦齐认为，性化地干扰孩子的精神结构的现实冲击，是成人对孩子信任的背叛。创伤源自这样的事实：孩子幼稚的或者顽皮的爱，被误作是激情，既没有被回应也没有被反对，它并不主要由孩子与生俱来的性驱力挫折的刺激所引起。
然而，经典精神分析，未能在创伤引起的致病性和一般意义上的致病性之间，做一个有意义的区分——我认为，这个区分在临床上极其重要。经典精神分析家和最近的客体关系学派理论家的失败源自，在本质为“一人心理学”的理论位置的背景下，来理解环境的影响力的努力。在一人心理学那里，过多的或者病理性的驱力被看作是精神病理学的决定因素。
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自体心理学的理论假设是，精神病理学源自孩子发展中的自体需要未能得到环境的回应。尽管温尼科特很早就采取这个立场了，但是他并没有系统地探索它的临床重要性。而另一方面，自体心理学家，最近采纳了早期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论学家巴林特的观点，巴林特把特定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品质看作是发病机理的背景，而特定治疗师和特定孩子之间的关系则被看作是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中，精神病理学是潜在的、可解决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关系是两种缺陷和能力的互动的产物，先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然后是分析家和病人之间的互动。
作为分析家，去创伤或者挫折我们的病人，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而是恰到好处的去理解他们。因此“恰到好处的挫折”的观点，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能站得住脚的临床概念，然而，“恰到好处的满足”的观点确实那般令人信服。这个术语可被理解成深度满足，或许被理解成我们的自体客体在我们身上施加的重要功能。这在被自体客体所理解而产生的满足感所治愈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地位。
如果一个内部结构无法建立，通过被理解的经验缺陷无法被修通，那么分析家可能将过多时间浪费在做好事，而非在他自己和病人之间产生计算错误的思想，用以导致可控的崩坏，从而通过相关的“恰到好处的挫折”和对它的理解来进行转变内化。显然这无法令人满意，并让我想起了所谓的亚历山大的“矫正性情感体验”（“correctiveemotionalexperience”ofAlexander，)，在矫正性情感体验中，分析家占据的位置，被看作是致病的核心自体的对立面。只有在我们认识到，除非病人意识到他们并未完全被理解，没有人能到完全理解的位置上，这时困惑才能得以解决。
作为分析家，我们时常遇到不同程度的复杂谱系，对于理解的不同种类的挫折的要求，有时是在创伤层面的。我们的回应必须满足（satisfy），（或许satisfy比gratify这个词更好）,对于理解特定病人的挫折化需要，或许这些回应不一定奏效。作为治疗师，我们也会犯错，要是它是在固有的治疗技术中作为分析的治疗惯性，无意间激发或者增强了病人的挫折也就好了。此外，病人不可避免地在同我们的关系中重新行动化，用以纠正开始的错误。在许多例子中，如果我们能理解病人需要我们的时刻，挫折就不再是治疗过程中因素了。然而，我们并不是分析的机器，失败也并不罕见，当共情失误或是我们对理解错误回应时，我们要面对的就是被我们挫伤的病人。
术语“恰到好处”指的是“一个产生最好效果的条件、程度或者让步。”（柯林斯英文字典，，页），因为在精神分析中使用的方法，尽管已经竭尽全力但却仍未做到，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恰到好处”地挫折病人，在我看来，“恰到好处的挫折”这个观点是一个事后的后设心理学解释，它解释了当分析关系可挽回地破裂时，发生了什么的解释说明。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在某个时刻，当自体客体的需要远超过分析家理解和回应的能力时，关系就走向了破裂。
而且病人相当顽固的阻抗和“负面的治疗反应”，并未代表击败分析家的意图，而在那个时刻，这是由于分析家的共情和病人无力对彼此的共情共振所导致的。(Bacal,;Brandchaft,;Wolf,)然而，从分析家的立场出发，思考没有“恰到好处”回应的病人的情感是有用的，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导致自体缺陷或者赤字创伤性的伤害或者挫折所引起的，不论他是否处在一个极端脆弱的情形中(Balint,,)。
我建议，如果没有明显导致病人自体缺陷或者显著衰弱，经验对儿童的精神世界来说就是创伤性的。对于一般的解释工作也并非对应的关系。创伤的操作化定义非常重要，可以作为对于崩解之后，与自体客体恢复相关的治疗病人的指导说明，这个操作定义是极难实现的，通过一般的分析工作有时不可能恢复——甚至在一些例子中，病人和治疗师同意彼此处理相关的事宜。
弗洛伊德，“在他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矩阵中……他感到在公开场合，分析的实践中过分强调限制和严厉，是通过把它被置于性欲位置，特别是儿童性欲的批评闭嘴，这居于它科学调查的核心。”(Wolf,,p.)这与弗洛伊德的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关，我更同意沃尔夫的主张：“当代的精神分析需少些限制，多些自由，从而让分析者更多的参与到分析进程中来。”(p.)，这是因为不断增加的病人数量，这些病人的病理学是由于自体的严重障碍所造成的。内在于分析情境的现实危险，并不是的分析家性别化的回应病人的可能性，依次行为应取决于道德和伦理的法则，而不应该被严肃的看作是治疗过程中的有效部分。
危险在于分析家努力或者严格地避免与病人除言语交流任何的互动，这会把退行的重复转移与行动化相混淆，同样也会重复和保持导致自体缺陷和发展停滞的最初的儿童经验，这样的话，就错失了病人与创造性相关的转移的请求。
弗洛伊德关于挫折病人的力比多满足的愿望的忠告，可惜总是被看作是在分析情境中阻碍任何满足的指导说明。如同沃尔夫所说，“对于节制法则的误读创造了冷酷和爱挑剔的氛围，并导致了假性转移。这很容易与攻击冲动的衍生物相混淆。(p.)…理想情形下，精神分析情景应该在这样方式下被构建：在治疗的过程中产生最好的促进的氛围。”
本文选自《OptimalResponsivenessandtheTherapeutic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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