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成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分水岭一样的时刻：我把那个时刻视为我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终结一刻。它是我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自圆其说的复杂性的开始——如果说在那之前我是一个充满了愤怒和攻击性的青少女，在那之后我对生活的负面情绪开始转变为无奈和厌倦——但那也是我真正开始走上‘成为自己’的道路的一刻。那就是我意识到父亲有他自身的创伤和扭曲的那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这个像写作般给我们留言的粉丝一样，为了逃离与父辈之间的不同，决心远走，而在远离故土的地方生活、接受越来越高的教育之后，却发现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罅隙日渐扩大。
她发现自己一方面感到与他们难以沟通，反感他们的价值观，想要挣脱他们对她的控制，但与此同时，家仿佛又是一个永远不能摆脱的地方——这种无法摆脱不仅体现在，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总能轻易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他们轻而易举地让我们狂怒、暴躁、哭泣；也体现在，在离开之后，我们却逐渐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他们留下的底色。这种底色里，既有破碎和缺失，也有力量和坚韧，还有明明反对却不经意间沿袭了的行为思维模式。
最糟糕的是，不论我们是否情愿，我们或多或少地理解他们。我们看到他们的局限和他们自身未解的问题，因而无法一味简单地对他们感到怨恨和愤怒——这是一种更复杂无解的心情。
在心理学领域，有这样一个概念：“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Trauma），它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
它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创伤的代际传递有可能停止么？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谈一谈。
什么是代际创伤？
代际创伤(TransgenerationalTrauma)指的是通过PTSD（创伤后应激综合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Trans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Trauma）。
对代际创伤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研究者在针对“集中营综合症”进行研究时，发现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也出现了大量寻求精神援助的情况。随后，研究者发现，代际创伤有可能会影响到第三代，比如，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三代（孙辈）在儿童精神诊所求助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3倍(Fossion,)。目前，对于代际创伤的研究基本集中于三代以内，即通常来说限于能够有直接接触的范围。
*在讨论创伤的代际传递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创伤”。
创伤性事件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感受到害怕、恐怖、无助的情绪(APA,)。而在“代际创伤”的定义中，创伤事件可以指的是广义的、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受到的各种类型的创伤，比如虐待、亲人犯罪、丧失、事故等等；也可以是狭义的，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治运动等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代人。
在我国，由于近百年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代际间的创伤传递格外突出。社会性的集体创伤在近百年间屡屡发生。我们这一代人（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父母，大多都经历过“文革”（-），而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则不仅经历过文革，还可能经历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他们两代人还都有可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反右”等一系列发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之间的政治运动。
几乎可以说，在我国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都或多或少是集体性创伤事件的承受者；而与之同时，他们接受的精神健康服务却很少。这也是为什么，代际创伤在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上一代个体经历的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集中于集体性创伤事件带来的创伤传递，因为这可能是更有普遍性的一个角度。
创伤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近几十年来，在对代际创伤的研究中，人们的北京治疗白癜风比较好专科医院白癜风在北京能治好吗
